急需增强改变科技成果转化率过低的紧迫感

急需增强改变科技成果转化率过低的紧迫感

我们再不能对科技成果转化率过低的问题沉默不语、麻木不仁了，也再不能无限宽容、置若罔闻了。　　国家启动科技创新驱动战略，并将其摆到战略的核心地位，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创新驱动，创造更多的科技成果并用于生产建设，以达到更好地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做到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强国富民的中国梦做贡献。

迄今我国有科技人员3000万人，有从事科技研发的人员106万人，分别占到世界的第一位和第二位。我们的研发投入近年来每年都以两位数的增速快速增长，研发总投入已占到GDP总量的2%以上，这同中等发达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基本相当。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推动下，我们每年至少有3万项科技成果问世，有7万项专利成果诞生。如此众多的科技成果，可喜可贺！从表面看，创新工作不可谓不热热闹闹，不可谓不政绩辉煌！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有10%，比美国80%的转化率低70个百分点。这就是说，我们用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换来的研发成果，有90%打了水漂。如此大比例的科技成果不能对我国的生产建设、企业进步发挥作用，实则是极大的浪费。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成由勤俭败由奢”，面对科技成果90%不能转化的大问题，如果让其长期存在下去，也会不可避免毁掉我们的科技事业。　　最近，在调研中，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在伸手要钱，呼吁要加大科技投入。根据我国发展形势，不断加大投入是必要的，但在我看来，怎样想办法用好现有的资金，这才是符合中央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所谈的“多想想困难群众，多想想贫困地方，多做些雪中送炭、急人之困的工作，少做些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虚功”，在科技界同样是适用的。　　因此，我们再不能对科技成果转化率过低的问题沉默不语、麻木不仁了，也再不能无限宽容、置若罔闻了。应该将其同创新驱动战略的核心地位联系起来，作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予以研究和探讨，找出科技成果难以转化的根本原因，搞好对症下药，确保研发工作的有效运行和创新驱动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根本问题，在于很多成果不是成果　　只有揪住“改变成果不成熟或非成果充斥市场”的牛鼻子，我们才能真正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率过低的根本问题。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重要的认识误区，那就是认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因为对成果转化投入过低和重视不足造成的。因此，一讲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就是要加大推广投入，增设推广机构。再就是认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给研发人员让利不够，所以最近国务院出台了可以技术入股的政策性刺激。这在我最近收到的北京、上海、浙江、武汉等多所重点大学的改革方案中，凡涉及科技成果转化的篇章，都有同样反映。事实真的如此吗？加大了投入、扩大了刺激就一定能解决成果转化率极低的问题吗？绝对不是！　　在我看来，以上观点和思维虽有一定道理，但基本上属于误区。以我在大学研究机构、地方研究机构、部委研究机构和中国科学院研究机构从事研究的经历和在国家科委管理科技工作的深切体会，我认为当今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根本原因是众多的科研成果或是脱离了社会需求或是没能成为真正的成果所造成的。90%以上的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根本原因，除少数成果是因为缺乏实际需求而无人问津外，主要原因还在于这些成果没有达到可以向生产转化的成熟度，在于这些成果不是成果。在我向一些老科技工作者调查他们对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看法时，有位同为某部副部长及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老科学工作者斩钉截铁地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归根结底是真正的成果过少造成的，也因为很多所谓的成果还不是成果。”　　我们现在众多科技成果难以转化，并造成90%的科技成果打水漂，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成果的不成熟。为此，我们在推进和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率过低问题时，决不能就事论事，或按照面少了加水、水少了加面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在科技成果本身存在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再怎么加大推广力度都将无济于事或难以真正解决问题。为此，必须从认识上走出成果乱象的误区，从实践上摆脱成果转化只治标不治本的邪路，只有揪住“改变成果不成熟或非成果充斥市场”的牛鼻子，我们才能真正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率过低的根本问题，才能使创新驱动的战略落到实处。　　三、努力克服科技管理的路径惯性，方能创造出更多科技成果　　科学技术管理的顶层设计，一定要立足全局和科学发展，更好发挥科技对提升欠发达地区经济水平的威力和作用。　　研究和审视科技管理路径问题，并不是要否定过去的路径，而是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则下，检讨科技管理路径同新形势、新要求的不适应，查找影响真正科技成果形成的弊端和阻力。根据我的观察和调研，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路径惯性是很值得研究或是需要在前进的路上克服的。　　一是需要克服重跟踪模仿的路径惯性。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生产技术处在全面落后的状态下，经历了一条“拿来主义”路径，这是必要的。在那个时间重引进、重跟踪是形势所迫，跟踪模仿的“拿来主义”做法不仅明显加速了我们的经济建设，也快速推进了我们的科技进步。但是，今天的形势不同了，如今我们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科技实力都迈上了一个大的新台阶，这同前30年的基本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如果再不重视自主创新，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学步和模仿，那就永远不会缩小差距。按照现有的条件和实力，我们应该而且有理由树立攀世界科技高峰的自信心，创造引领世界潮流的新成果。为此，就一定要克服跟踪模仿的路径惯性，确保创新驱动顺利运行。　　二是需要克服“以论文论英雄”的路径惯性。多少年来，直至今天，不管走到哪个科研单位，一谈工作成绩，首先是发表了多少论文。尤其在职称评定上，完全以论文为依据。在改革开放初，中国因为长期封闭，缺乏对外交流，提出了重视论文发表，这不仅利于提升中国科技对世界的影响，而且有益于人才的造就和培养。但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对发表论文加以重视之后，又严重轻视了生产实践。在“以论文论英雄”的导向下，形成了科研与生产的两张皮，造成了90%的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这是急需改变的。　　三是需要克服“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路径惯性。在社会上浮躁之风盛行，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泛滥的影响下，科技战线也同样在资源配置上出现了“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畸形现象。科技管理工作突出重点是完全必要的，但往往是，一个项目好的时候，大家都来关心和支持，愿做“花上垒花”的人是随处可见的。这种“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做法，不仅严重浪费了科技资源，实际上也不利于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制约了更多成果的形成和出现。　　四是需要克服靠关系配置资源的路径惯性。在社会上升官靠关系、上学靠关系、就业靠关系、就医靠关系的大环境影响下，科研的立项与资源配置也被卷入了关系的漩涡。由此使得会“跑部”的就“钱进”，有关系的就有钱。如此，不仅导致了用钱上的浪费和腐败，也导致了广大科技人员对科研经费分配的怨气冲天。　　五是需要克服效率优先、轻视公平的路径惯性。改革开放前30年，注重效率优先，特别是在科技资源的配置上重效率，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必须明确让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起来，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共同致富，曾经的效率优先也是一样，最终还是为了社会公平。　　在人均收入已过6000美元的情况下，我国却还有2亿人没有走出世界银行界定的贫困线。我们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一定要重视创新驱动，重视科技能力的提升。实践经验告诉我们，经济的发展是与科技的水平相平行的，要改变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差距过大问题，就一定要科技先行。根据2010年的统计，东部20%的省份汇集了中国35%的高校、40%的科研机构、50%的科研人员、60%的研发经费、70%的高技术企业、75%的技术交易，这说明科技支撑了东部20%省份的发展。但也同时表明中西部80%的地区滞后，与科技资源配置欠缺直接相关。在上述的要素中，60%的研发经费配置在20%的省份中，这是关键。为了统筹地区发展，解决欠发达地区的问题，就必须重视对科研经费配置的调整，改变过于集中在少数东部地区的现状。人才和成果是随着经费流动的，中西部科技经费上去了，人才就会聚集，成果就会增多，地区的经济才能提升。为此，科学技术管理的顶层设计，一定要立足全局和科学发展，更好发挥科技对提升欠发达地区经济水平的威力和作用，为统筹全局的发展和更好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作出大贡献。　　四、推动成果转化，必须要做好的几项工作　　要搞好科技成果转化，除需要从认识、理念上突破既得利益藩篱，克服路径惯性之外，还需要做好六项工作。　　要搞好科技成果转化，除需要从认识、理念上突破既得利益藩篱，克服路径惯性之外，还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严把科研立项关，确保科技成果的成熟度。　　对绝大多数的研发项目都是可以人为地设定攻关技术标准的。只要肯于同生产实践相结合，注重对市场研究和分析，完全可以使攻关的技术标准做到符合实际，并具有一定前瞻性。正因如此，我们十分需要从科研项目的立项入手，确保最终科技成果的应用价值，确保科技成果的成熟度。当然科学技术的研究是有阶段性，也是可以分阶段向前推进的。但是，对于应用目的比较明确的项目，只要立项，就应该以应用目的来要求，应达到的技术指标必须以最终可否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考核。对尚没有达到生产要求，还不能给相关行业和相关部门创造效益的，只可以作为阶段性总结，而不能算是对项目的完成，更不能将其作为成果来评定。也只有这样对待科技研发的立项，才能做到对最终成果的切实界定，才能使被立项的研究课题的技术指标符合生产要求，产生良好效益。　　我认为，要解决当今科技转化率极低问题，就必须从立项入手，只有立项是切合实际的，设定指标是注重应用和能让其产生效益的，最终的研究成果才能是真正成熟的，也才是可以有效转化的。为达到此目的，我们的科技管理工作，一定要把好项目立项关，参加项目评审的专家一定要有使命感、责任感。要天下为公，不徇私情，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评审专家除了懂得本行业的技术外，还必须熟悉生产现状和能够对市场前景有准确的预测和判断。只有这样，才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把好科技项目的立项关。　　二是严格成果的审定与管理，防止对非成果大量放行。　　现在的一些成果评定和申报是明显受到社会浮躁风的影响。很多成果的鉴定都是找熟人、找支持者，是鉴定几乎都一定要通过。更有一些“科技成果”虽然尚存有很多经济的、安全的诸多问题，但由于缺乏认真的审定和管理，便被披上了科技成果外衣，在市场上广为推销，不仅给国家的资源造成破坏，而且还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　　例如煤变油，仅有42%的转化率就已经作为科技成果在企业推广，一时间很多企业准备上马。又例如，作为科技成果的食品添加剂，也是应该从科技成果的管理方面给予关注的。这些年大量食品添加剂作为科技成果走进市场。这里出现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对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缺乏认真审定，二是对有些食品添加剂大量用于广大百姓生活应给予限定。类似这样的科技成果转化，恐怕是需要站在广大群众利益和健康安全的立场上给予深入考虑和果断限制的。　　三是研发工作要提倡合作精神，实行团队作战。　　要推进创新驱动，搞好科技创新，绝不能就项目论项目，还一定要从科技管理上，重视合作精神，提倡团队作战。当今各行各业的技术都不是靠单一技术能够更好运作的，往往要靠化学的、物理的、数学的、机械的、生物的、电子的多种技术融合一体。就拿用微生物发酵生产氨基酸为例，要想取得这方面的成果不仅需要微生物选种、基因工程育种，在以发酵为主体的生产工艺中，用酶工程技术和化工技术加工原料，用机械设备通风、供氧、保持恒温和空气净化，最后氨基酸的提取还需要蒸发、浓缩、结晶等一系列的设备和技术，由于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电子、数控同样不可缺少。正因为这样，任何一项应用技术的创新都是需要合作精神的，需要集体智慧，需要以团队进行运作。为此，从科技管理、资源配置、项目安排上，一定要改变小农经营模式，突出团队作战。这也是我们能否创造更多的真正科技成果的又一关键。　　四是研究院所应建立中间试验厂，使科技成果更贴近生产。　　很多研究院所和大学，包括中国科学院(因其应用研究占53%以上)，都应该建设中试工厂。一个领域范围内的很多科研都是近似的，他们要求的中间试验条件是基本相同或是大同小异的。如果一些大的研究机构都能建起自己的中间试验工厂，就可以使实验、研究在这种模拟生产工厂的中间试验厂内得到工艺技术的完善和提升，也可使技术指标得到试验放大的真正考核和检验。基于这样的中试工厂，是和生产相同的，由此考核的经济指标更为可靠，所用设备的特点，也可以被成果推广者模拟放大，这样就会使成果的转化事半功倍。　　1983年，中美科技政策讨论会上，有不少外国专家建议研究机构应重视中间试验工厂的建设，以确保科技成果的真实性和成果的更好转化。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国家和很多研究机构是十分重视中间试验厂的建设的。但是，因为社会浮躁之风日盛，很多人不愿去做中间试验的难苦劳动了，也因为不需要中试，同样可以报成果、得奖励，所以很快在不少单位就把中间试验厂取消了。这不仅造成了极大浪费，也造成了科技成果的不成熟和科技成果的难转化。　　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绝大多数是属于应用性研究，为了使应用型研究的实验室成果，能够通过中间试验进行考验和进行生产性模拟实验，我们应当高度重视中间试验厂的建设。有些大的研究所可以自建，有些则可以以研究院为单位，建设不同学科的公共中间实验室，以此促科技成果更成熟，为成果转化作出大贡献。　　五是大力推进风险资本，全力支持科技创新。　　风险投资对科技成果的转化至关重要，在美国，至少有50%以上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在其成果转化过程中是得到风险投资支持的。如数据设备公司(DEC)的小型计算机、苹果电脑公司(Apple)的微型计算机、英特尔公司(Intel)的电脑芯片、詹尼泰克公司DNA重组技术产品的产业化等无不是因为风险投资的支持而获得成功的。　　我上世纪80年代在国家科委工作时，就曾看到张晓宾、劳元一等给国家科委领导的报告书，指出了在中国成立风险投资公司如何重要。但是这个公司在国家科委成立后，就是不敢冒风险，所以使国家的投资转了方向。进入90年代，成思危再次提出了建立风险投资，并在民建中央组建了风险投资公司，而仍然因为不善于识别科技成果，再加上我们的科技成果常常不成熟，所以风险投资未能抓住好项目，也未能创造好成绩。　　但是，这不等于说，风险投资不能搞或不该搞。依我看，为了促进中国科技成果的转化，风险投资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不要抵押的风险投资公司，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将永远成为一块短板，也难以为创新驱动作出大的贡献。我在美国硅谷调研过，那里有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就是靠风险投资创业的，从我国每年有700多万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出发，建立和发展风险投资，一定会取得转化科研成果与推进大学生创业的“一石二鸟”的好效果。　　我国有很多银行，这些银行都有着极高利润和效益，依我看，每个银行都应该而且可以拿出本行百分之一左右的营业额，用在风险投资上。我建议，国家应将各银行贡献风险投资作为一件大事抓起来。著名历史经济学家Davisland讲过，“有钱才能赚钱”，要想让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为驱动国家发展的动力，要想使更多的从事科技和开发科技的大学生发展起来、活起来、富起来，就一定要有钱先支持他们，他们才能赢得更大发展。　　六是借鉴“身土不二”口号，用国内市场支撑创新驱动。　　“身土不二”是韩国发展经济的重要口号，在韩国机场、车站、地铁中都有“身土不二”的广告牌，在水果、蔬菜的包装纸、包装箱上也多印有“身土不二”的字样。“身土不二”的含义是，生在长在韩国的人，就一定要用韩国货。这种精神不仅助推了韩国的技术创新产品的应用和推广，而且促进了对相关应用技术的考量和提升。当年中国会生产轿车时，韩国连汽车轮子还不会造，但他们靠“身土不二”精神为后来兴起的汽车制造开拓了国内市场——我们可以看到韩国马路上跑的汽车都是韩国造，这样不仅使韩国汽车技术在国内市场上得到了检验和提升，而且最后把汽车生产线出口到中国的首都北京城。　　与韩国不同的是，在我国的市场上，却有很多人是以用国货为耻，以用洋货为荣的，在这种崇洋媚外的文化影响下，我们不仅在马路上布满了外国汽车，而且很多企业和工厂都用着外国的设备和外国的生产线。在伊利牛奶公司考察时，只见那里有9个国家的生产线；在双汇红肠企业考察时，那里有10个国家生产线；在大连一个鸡蛋包装工厂考察时，这个厂从鸡蛋入库到鸡蛋的最后包装，所用设备也都是国外的；在山东垦利县，一个种苜蓿的企业，同样是从头到尾，包括苜蓿播种、除草、收割、打捆等所用设备也都是国外引进的。　　正是这种以用洋货为荣的崇洋媚外思想，不仅造成了很多国产货失去了销路，也严重抑制了成果转化和科技创新。因此，为了更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除要克服政府采购的腐败，加强政府采购对技术创新的关照外，仍有必要在我国学习韩国的“身土不二”精神，通过国人用国货助推成果转化，促进我国的科技创新产品能够在国内市场上进行演练和提升，确保创新驱动能够得到国内市场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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