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全球转基因案墨西哥玉米的山寨污染山玉兰

全球转基因案：墨西哥玉米的山寨污染

转基因是否安全?不同的人心中有着不同的答案。无论是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转基因技术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无穷无尽的安全之争。伦理、宗教、科学、经济，转基因的种种讨论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

转基因技术是否带有“原罪”?在质疑转基因的一宗宗国际疑案背后，又是否存在某种相通的逻辑?

疑案之“始作俑者”

普斯泰的“六大罪状”

严格说来，普斯泰(Pusztai，又称“普斯塔”)事件并非转基因技术第一次受到拷问，但因其巨大的影响力，绝对可称为转基因安全质疑的“始作俑者”。

1998年秋，苏格兰Rowett研究所科学家阿帕得·普斯泰(ArpadPusztai)博士，通过电视台发表讲话，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称实验中食用了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马铃薯的大鼠，出现了“体重和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受到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讲话一经播出，立即引起国际轰动，在绿色和平等环保NGO的推动下，欧洲迅速掀起反转基因食物热潮。焚烧破坏转基因作物试验地、阻止转基因产品进出口、示威游行等反转基因活动，旋即覆盖欧洲。普斯泰所提及的转基因马铃薯，甚至被称为“杀手”。

然而不到一年时间，普斯泰的研究成果就遭到了质疑。据媒体透露，他是在尚未完成实验并且没有发表数据的情况下，就向公众传播其结论。同时，由于其使用的转基因土豆是由他自己构建，并没有进行转基因食品的相关安全检测，因此有偷换概念之嫌。

同时，英国皇家学会的专家评审团，也在1999年5月发表评审报告，列出了普斯泰实验的“六大罪状”：不能确定转基因与非转基因马铃薯的化学成分有差异;对食用转基因马铃薯的大鼠，未补充蛋白质以防止饥饿;供实验用的动物数量少，饲喂几种不同的食物，且都不是大鼠的标准食物，欠缺统计学意义;实验设计差，未作双盲测定;统计方法不当;实验结果无一致性。

此后不久，普斯泰所在的Rowett研究所宣布普斯泰提前退休，并不再对其言论负责。

虽然普斯泰事件最终被证伪，但该事件产生的影响仍然深远，并让公众开始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正因为此，普斯泰事件也被一些人称作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舆论转折点”。

疑案之“声东击西”

亦真亦幻的帝王蝶危机

1999年5月，普斯泰事件仍未定论之时，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昆虫学教授洛希在《Nature》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用拌有转基因抗虫玉米花粉的马利筋杂草叶片饲喂美国帝王蝶的幼虫，发现这些幼虫生长变得很缓慢，死亡率高达44%。

原本应该杀灭害虫的转基因玉米，却杀灭了美国人民视为国宝的帝王蝶，不难想象，这一研究结果被解释为抗虫转基因作物威胁非目标昆虫，转基因玉米的生产旋即受到美国民众的质疑。

与普斯泰事件相似，洛希的研究成果也很快遭到质疑，该实验仅在实验室完成，无法反映田间情况，且无人能够重复实验得到同样结果，本不应该有如此大的说服力。只是民众对于帝王蝶的喜爱，放大了实验的作用。

1999年夏，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组织昆虫专家们对帝王蝶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研究结论表明，由于玉米花粉大而重，扩散不远，在田间所有花粉只落在10码以内，很难落到帝王蝶的食物马利筋杂草上，况且帝王蝶也不爱吃玉米花粉。研究表明，美国中西部转基因玉米占玉米面积的25%，但田间的帝王蝶数量仍然很大。

据媒体报道，美国环境保护局最终指出，评价转基因作物对非靶标昆虫的影响，应以野外实验为准，而不能仅仅依靠试验室的数据。不过亦真亦幻的帝王蝶危机，却再一次加重了人们心中对于转基因产品的质疑。

疑案之“张冠李戴”

墨西哥玉米的“山寨污染”

2001年11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查佩拉(DavidChapela)和圭斯特(DavidQuist)在《Nature》上发表文章，声称在墨西哥南部Oaxaca地区采集的6个玉米地方品种样本中，发现有CaMV35S启动子及NovartisBt11抗虫玉米种的adh1基因相似序列。

墨西哥是全世界玉米的起源中心和多样性中心，若遭到转基因作物的“基因迁徙”，严格的转基因安全控制规定将成为泡影，绿色和平组织借此大肆渲染，表示墨西哥玉米已经受到“基因污染”，甚至指责墨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的基因库也可能受到“基因污染”。

不过在指责的另一面，查佩拉和圭斯特的文章受到许多科学家的批评，并指出其所谓测出的35S启动子经反复查明是假阳性。而体积的“adh1基因”，更是将玉米本身存在的“adh1-F基因”错认成转基因玉米中的“adh1-S基因”，将两组完全不同的基因序列搞混，是一次明显的“张冠李戴”。

墨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也发表声明指出，经对种质资源库和新近从田间收集的152份材料的检测，在墨西哥任何地区都没有发现35S启动子。随后，《Nature》于2002年4月11日发表声明，表示查佩拉和圭斯特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发表。

然而就是这张冠李戴的山寨研究，却因为研究者、审稿人的大意和《Nature》编辑部的不加核实，成为当年最为有名的转基因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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